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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准备得不充分,改革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和恐慌
来源: 证券时报网  时间:2014-07-07 10:48:21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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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土地改革一度成为全国上下最热门的话题,以土地承包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改”在各地大有一点即燃之势,但很快地,这股热潮就消退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理论准备得不充分,改革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和恐慌,政策制定部门也因此不断给改革降温。

  最普遍的一种担忧是:如果土改操作不当,资本进入农村将会导致农民大片失去土地,进而历史上因土地而乱的局面就会重演。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个特别优势,那就是中国有农村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垫、安全网,可以减轻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当城市经济出现困难难以解决时,可以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让来自农村的务工者回到农村,以减轻城市的社会压力,我们切不可自毁长城,把这个独特的优势给搞丢了。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一个农业国,历史上许多社会动荡都与土地分配有关,与农民失地有关。因此,以农为本,以土地稳定农村进而稳定全国,是全民族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计划经济建立后,中国的工业化在政府的推动之下进行,政府人为地在农业与工业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筑起一道长城,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更好地抽吸农村资源以补贴工业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牢牢控制工业化过程中城市经济风险的意图。文革期间,因为城市经济的瘫痪,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口号下,共有1000多万城市青年被输往农村,这确实缓解了当时城市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后,人为的城乡藩篱并未拆除,当城市经济出现困境时通过各种或硬或软的手段让人回到农村的事,也发生过好几次。

  毫无疑问,把农村当作一个缓冲垫的做法确实缓解了城市的困难,从表面上维持了城市的社会治安和秩序稳定,而这种操作并未遇到很大阻力,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一小块集体土地的承包权相当于给了农民一份社会保障。但是,如果按照今天更高的标准来看,这种把农民视之为需要时的劳动力和不需要时的累赘,显然有身份歧视和侵犯公民权利的嫌疑。即便仅从经济层面分析,这种城乡分割,把农村作为缓冲垫、减压器的做法也是一种消极的思路。

  有的人认为,中国城市化没有出现贫民窟是一个伟大成就,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一个理性的人会在居住于贫民窟中和在农村忍受极度的贫困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人们愿意生活在贫民窟中说明贫民窟的总体生活质量要好于农村。禁止人们在城市贫困地生活,并没有减轻全社会贫困的总量,只不过把贫困分散到了广阔的农村去了,熟悉农村的人不难发现农村的贫困曾经是多么地触目惊心。认为城市化没有出现贫民窟是一大成就的观点,显然是从城市人的利益出发,是从城市人的观瞻出发,而不是从全国总体角度出发看问题,是一种把农民当作经济发展工具的观点,严格地说,这是不道德的。

  同样,把农村当作调节城市经济的减压阀,其经济意义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农村存在土地资源闲置,在城市经济遇到困难时,把劳动力引导到农村显然是合理的,但中国农村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人多地少,隐性失业极其严重,农村接纳一个城市回流人口,所能增加的边际产出极为有限,甚至为零。这点已经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所揭示。因此,从经济角度看,当城市经济遇到问题时,让人口回到农村,并无多大价值,但和贫民窟问题一样,从城市利益的角度出发,它确实是减轻了自身的压力。可见,过去把一小块土地承包权视为社保、视为社会安全网,并因此心安理得地把农村视为国民经济波动缓冲垫的做法,多是从城市利益出发的考量,如果从城乡平等、市民农民平等,从整体经济角度来看,其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即便不考虑该不该这样做,这样做的整体经济价值如何,我们也面临一个客观的现实:我们还能不能这样做?事实上,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土地已经不再是安全网,农村已无法发挥城市经济缓冲带的功能。

  首先,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城市化也接近尾声,其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全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原来那种农村小生产方式越来越不具有竞争力,甚至会逐步失去生存空间,因此急需要通过规模经营、提高资本密集度和专业化生产来加以改造。当城市经济出现困难时,把来自农村的城市产业工人或其他人员重新推回到农村,让他们重新从事小农生产,哪怕是短时间,也与经济发展大趋势背道而驰。

  其次,农村已经不再是一些书斋里的学者想象的那样还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现在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已大幅减少,其中还有相当大比例在从事非农的第二、三产业,农村已经深度卷入商品经济,除了极小部分生活资料自产,大多数生活资料都需要通过与外界交易来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城市经济出现问题,让部分城市务工者回到农村,他们在农村既无法产生有效的产出,同时还需要从外面购买生活资料,并不能降低很多的生活成本。也就是说,农村的缓冲垫已经基本失去功能,让他们回到农村的价值极其微小,甚至为零。

  第三,当今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务工经商者大多为80后或更年轻的青年,他们除了在农村出生,在农村接受初等教育之外,他们自身与农村的生产活动,甚至与农村生活已经关联甚少,他们并未受过农业生产训练,缺乏相应的农业生产技能,也不能适应农村劳动的繁重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越来越多的与农村关联越来越少的所谓“农民”的出现,农村已经成为回不去的地方。

  用经济学的术语说,这就是劳动技能的“专用性”,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时间越长,离开这种环境的成本就越大。农民和工人身份之间、城市和乡村生活之间,并非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自如切换。当年“上山下乡”所制造的悲苦足以构成警示。

  总之,现在农村已经无法成为国民经济的安全网,土地也已经无法成为农民的社保。面对国民经济波动造成的社会风险,需要靠完善社会保障,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并不天然地多出一张安全网。农村土改当然不能盲目乱改,不能造成新的利益掠夺和失衡,但土改必须起步,这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内在要求,而推进改革首先要打破“土地是安全网”这一观念魔咒,消除人们心中子虚乌有的恐惧。

  真正爱护农民,就不要把农民强行绑在那小块土地上,就要给农民选择不做农民的权利!

标签:土地改革 失去土地 农民土地
编辑: 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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